鼓励激发自主办学积极性

  (原标题:回归教育本质 公立民营双发展 教师学生双满意——迈向2049的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战略研究)

  教育是民族振兴、社会进步的基石。教育兴则国兴,教育强则国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归根到底靠人才、靠教育。

  打造“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教育必须做足支撑富强,营造民主,引领文明,共享和谐的大文章。

  近年来,教育领域呈现出现代化、国际化、终身化、全民化、信息化、民主化、个性化等多重趋势,依靠传统的经验式决策与管理已不能满足教育发展的需要。深化办学体制和教育综合改革,充分激发教育事业发展生机活力已进入“深水区”。

  “长周期+广视野+定量分析”方法论,基于现状分析(问题导向)、未来经济社会的发展需要(需求导向),从治理方(各级政府、各级学校)、教师、学生、家长四类主体出发,对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进行阐述。

  本文分阶段梳理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的历史沿革,总结提炼了美国、英国、德国、日本、韩国、新加坡、中国香港、中国台湾等国家和地区,以及我国部分地方政府教育体制机制改革、教育本质探索、教育治理模式的经验和启示,结合教育市场需求空间分析,以改革开放为引领,提出我国教育体制机制改革

  “回归教育本质、政府市场双到位、公立民营双发展、本土国际双开拓、公平质量双兼顾、教师学生双满意”的战略愿景,

  以及短中长期发展目标,并从回归教育本质、理顺政府市场关系、加大财政经费投入、推进学校自主办学、激发民办教育市场活力、打造人才供需闭环、加快教育数字化、强化教师队伍建设、打造良好家庭教育、推进教育国际化等方面提出政策建议。

  (一)十九大报告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加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二)教育理念有待矫正,学校治理结构有待优化,“上学贵、上学难”问题突出,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刻不容缓

  (三)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实现经济发展惠及广大群众的当务之急

  (三)从人口要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角度分析,人力资源结构优化、“互联网+”、人工智能、消费升级等将推动教育需求高速增长

  (六)打造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人才供给主体与各级政府、工商企业等用人需求主体之间的闭环反馈机制

  十九大报告提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加快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势在必行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永远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增进民生福祉是发展的根本目的。必须多谋民生之利、多解民生之忧,在发展中补齐民生短板、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在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上不断取得新进展”。

  2019年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中国教育现代化2035》,是我国第一个以教育现代化为主题的中长期战略规划,是新时代推进教育现代化、建设教育强国的纲领性文件。文件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的总体目标是:到2020年,全面实现“十三五”发展目标,教育总体实力和国际影响力显著增强;到2035年,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

  现代教育追求的是人的全面发展,“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归根结底要靠人才、靠教育。未来,必须以前瞻性眼光看待问题,将各项教育改革内容细化、量化,确保改革落实到位、保障完成主要目标,才能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奠定坚实基础。

  教育理念有待矫正,学校治理结构有待优化,“上学贵、上学难”问题突出,推动教育体制机制改革刻不容缓

  当前的教育理念还停留在工业文明时期,教育理念存在诸多有待矫正的问题,表现在更多关注教育的功利价值,忽视人文精神的培养,特别是忽视教育对人的素质、价值、创新能力以及创新精神的培养。在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迫切需要矫正不合时宜的教育理念,努力培养出适合知识经济时代要求的创新性人才。

  当下,人民对获得更好教育期盼与当前教育领域不平衡不充分发展之间的矛盾仍然突出,具体表现在具体表现在:一是教育法律体系有待完善;二是教育机会与资源分布有待均衡。社会总资源对教育分配比例偏低,地域间、区域内教育资源配置差异较大;三是财政支出结构有待优化。城市与农村之间差异明显,不同阶段教育之间支出分配不均衡;四是政府“放管服”力度有待加强。权力下放不充分;五是民办教育发展活力有待释放;六是教育减负效果有待深化;七是教育现代化步伐有待加快。

  目前,我国解决各级学校治理行政化、机关化问题,迫切需要改变政府对学校管得过多,把办好学校的责任归还给学校;变革学校内部治理结构,探索实施教授、教育家治校制度;探索实施多维度的学校评估机制,积极引入第三方评价机制,最终形成政府管教育、学校办教育、社会评教育的良好局面。

  当前我国教师队伍建设依然存在重视不足、保障不力、素养不够、结构失衡、封闭循环等突出问题,严重制约教育教学质量的提升,亟需解决。一是对教育和教师工作重视不够;二是师范教育体系有所削弱,对师范院校支持力度不够;三是教师待遇保障不力;三是教师队伍整体素养偏低;四是教师队伍学科结构和城乡结构失衡,准入、招聘、交流、退出等机制还不够完善;五是封闭循环居多,未能实现校内教师与校外合格人才的双向流动。

  5. 应试式、灌输式教育模式影响学生身心健康,并给广大家长带来较沉重负担

  应试教育存在内容片面、脱离社会实际、加重学生负担、不利于教师素质提高等诸多危害。具体来说,一是教育内容片面。学生学习知识机械化,缺乏对知识的验证能力;二是脱离社会实际。不顾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实际,职业技能培训发展不足;三是加重学生负担,也给家长带来了无形的压力;四是不利于教师素质提高。

  我国人均GDP超过1万美元,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是实现经济发展惠及广大群众的当务之急

  截至2019年末,我国GDP总量已经达到99万亿元,按年平均汇率折算,人均GDP突破1万美元大关,达到10276美元。从发达国家教育事业发展的经验来看,人均GDP接近或达到1万美元时,各国高等教育发展进入快速提升期。我国正处于这一黄金时期,要把握好这一时期高等教育发展的新要求,积极有效推动高等教育发展,为经济社会的当前和长远发展打好基础。

  2013年以来,我国总体上进入了品质消费阶段,消费结构升级正呈现出诸多新特点。在消费升级背景下,教育的高端化、国际化、个性化、多元化是必然的趋势。教育培训等新型消费升级,有助于全面提升人力资本,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也为建立高质量教育体系创造了广阔空间。

  “互联网+教育”运用互联网、云计算、大数据、AI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对教育内容、组织方式、教学流程等进行改造赋能,有助于形成与数字信息环境相适应的新型教育生态系统。“互联网+教育”促进了教育资源共建共享,催生了个性化、定制化的教育新形态,有助于实现教育公平、促进优质教育均衡发展。

  中国经济正在经历深刻的结构调整和再平衡,正加快发展方式转变。在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众多因素中,教育具有基础性、先导性、全局性的重要作用。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高质量发展,是实现经济发展模式从资源依赖型和投资驱动型转变为创新驱动型的基础,是实现产业结构升级重要的人力资源保障,在扩大内需的过程中也具有不可或缺的重要作用。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由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转化,教育上表现在官学逐渐衰废,私学逐渐兴起。私学的蓬勃发展冲破了“政教合一”的枷锁,“有教无类”将教育辐射面由少数贵族扩大到广大平民。

  秦代是中国封建教育制度化和定型化的时期,在中国教育史上占据了重要地位。秦代教育“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实现一统,遵循法家思想,实行文化专制,注重法治与高等教育。严禁私学,焚书坑儒;推行吏师制度;推行礼教。

  汉朝以秦为鉴,以儒家思想为指导,重视学校,推行教化,并首创太学和郡国学,为中国封建教育制度的形成奠定了基础。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兴太学以养士,繁荣私学,重视选拔人才,为巩固封建统治发挥了重要作用,官学与私学并行的教育体制影响深远。

  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混合、分裂割据的政治局面给教育带来诸多不利影响。文教政策儒学独尊有所突破,专科教育迎来发展,私学兴盛,地方教育制度正式确立,“九品中正制”成为重要的人才选拔制度。

  隋唐时期,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和科学文化进一步发展,封建制度进一步巩固。学校体系完善,开创开科取士,崇儒兴学,佛教、道教、儒教三教并立,形成相对完整的封建社会学校教育制度,创立科举,开放留学。

  宋辽金元时期文化教育活跃。书院盛行,理学兴起。书院提倡学术自由。重视科举,重用士人,注重兴学,重视蒙学。

  明清时期封建社会由盛而衰,加强思想控制,实行文化专制,“兴文教、崇经术”,封建社会由盛而衰,闭关锁国,思想禁锢。教育向近代化方向迈进。

  民国时期教育在曲折中前进,1927年后推行“”,强调集权和统一,将教育作为巩固政权的工具,教育步入早期现代化。

  1. 1949-1978年:百废待兴,构建新中国教育体制基础的教育初创期

  新中国成立之初,各项事业都处于百废待兴的状态,到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我国教育事业逐渐恢复,也在时期遭到破坏。

  一是建立起适合当时国情的教育体制;二是基本形成了教育事业计划管理体制;三是奠定了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的体制基础。

  在这一时期,我国基本恢复了之前的教育体制,确立教育现代化的任务,逐步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发展道路。

  一是教育思想拨乱反正,打破教师和知识分子的精神桎梏;二是修订工作条例,教育秩序得以重建;三是“三个面向”和培育“四有新人”为教育发展指明了方向;四是高考招生恢复使我国高等教育重新走向正轨。

  原有教育体制无法适应经济社会体制变革,乡镇政府开始通过征收农村教育费附加等形式来筹措农村教育经费。

  在此期间,我国教育确立以体制改革为中心的改革任务和目标,简政放权,开展教育体制改革的探索。

  一是学校办学自主权初步落实;二是以法律的形式确定“国家实行九年制义务教育”。

  教育机会不足的矛盾依然突出,农村教育经费是由县乡政府和农民共同负担,各地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导致城乡之间、地区之间教育发展存在很大差异。

  在此期间,我国教育体制改革主要是引入市场经济,实行“教育产业化”的经济主义发展路线。

  一是义务教育“两基”目标基本实现,开始向着全面普及迈进;二是建立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和教育成本分担的制度;三是逐步形成以政府办学为主、民办教育共同发展的多样化教育资源供给。

  在政府教育投入不足的情况下,通过“教育产业化”的路线虽然扩大了教育规模,增加了教育机会,但各种乱收费、高收费等现象成为突出问题。

  在此期间,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增加教育投入,进入以科学发展观为基底,步入从效率走向公平的教育改革提升期。

  一是全面普及免费义务教育;二是遏制城乡之间、地区之间和学校之间教育差距扩大的势头;三是推进各级各类教育协调发展,推进职业教育和学前教育发展;四是通过转移支付、专项和政策倾斜等方式加大对贫弱地区教育支持。

  教育资源不均衡依然突出,区域、城乡、校际之间的办学条件和师资水平依然存在较大差距。

  深化教育领域综合改革是本阶段教育体制改革的重心,我国教育体制改革开始走向促进教育现代化。

  一是深化人才培养体制改革,建立教育标准体系;二是深化各级各类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三是深化办学体制改革,为民办教育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政策环境;四是深化教育管理体制改革,深入推进管办评分离;五是深化教育保障机制改革与经费充足。

  教育管理体制上,政府职能尚未根本转变;办学体制上,民办学校发展不充分;教育普及上,义务教育虽已全面普及,但成果不稳固,部分地区中小学生失学辍学问题依然突出。

  美国基础教育覆盖高中,确保每个孩子获得平等优质的教育资源。基础教育阶段设立特许学校,拥有很强的独立性,改变了公立学校“千校一面”的沉闷局面。高等教育与地方经济社会发展紧密结合,且高校类别划分细致,体系完善。“以绩效为本”的优秀教师评估体系广受青睐。

  英国教育体系历史悠久但不失灵活性。基础教育亦涵盖高中阶段,公立学校完全免费。中央政府与地方教育当局职权范围清晰,国家财政拨款占近80%。注重教师素质培养和均衡划配,职业教育与市场、就业紧密衔接。

  德国学制具有典型的二战后打造工业帝国的痕迹。基础教育囊括高中阶段,中等教育具有浓厚的研究型、技术型分流特点。职业教育体系完善,注重学前教育,致力于构建完善的教育质量评估体系。

  日本义务教育为小学和初中阶段。注重强化教育立法,重视保障基础教育资源的平等性,持续加大教育投入,建设高质量的教育环境。优化学科设置、教育结构健康良性发展,注重体育、美育,以及职业教育和普通教育的优化配比。

  韩国决定到2021年实现高中免费义务教育全覆盖。通过因材施教提高研究生培养质量,通过公私合作及补贴推动高等教育发展,通过顶层设计强化教育信息基础设施建设,注重对教育提供较高的财政投入。同时,存在资金投入缺乏督导与有效评价、配置,教改受政府换届影响明显,高等教育与就业脱节,高校毕业生失业率高等问题。

  新加坡义务教育时间为10-11年,其教育体制优势在于根据国家经济发展需求灵活制定教育制度,始终保持同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教育投资,促进教育信息化。同时,也存在着过渡中央集权压抑自主办学积极性,单一教育体制忽视学习者的个体差异,学生负担过重,教学缺乏本土化特色等有待完善之处。

  中国香港地区义务教育惠及高中。教育注重国际化,注重学校性质多元化,升学阶梯多元化,注重育人为本,以人的全面发展为宗旨。但是,香港教育中一定程度上重视“两制”、忽视“一国”,导致对国家认同感待提升。公立教育经费支持不足,办学条件下降,私立教育日趋贵族化、精英化,导致一定程度的教育机会不公。

  中国台湾地区实施12年义务教育,涵盖高中阶段。注重职业教育发展,实施创造力教育。民办教育较好地填补了多样化、多层次的学习需求。但是,教育经费投入不足、支出结构不甚合理,教育发展偏离服务经济发展的轨道,高等教育国际化水平亦有下降。

  综合分析可见,各主要发达国家均高度重视财政经费在教育方面的投入,将教育置于优先发展的位置。欧美发达国家普遍实现了高中教育义务化,而亚洲发达国家及地区,亦逐渐趋向将高中教育纳入基础教育。同时,各国均注重建立机会均等、质量均衡的基础教育,注重民办教育、职业教育发挥其独有的特色与作用。

  值得借鉴的经验还体现在,注重完善教育法律体系,鼓励激发自主办学积极性,注重教师队伍建设,注重教育国际化、信息化,教育发展与经济发展相匹配,高等院校分类发展,科学定位,突出特色。

  需要注意的是,亚洲国家的学生普遍比欧美国家有着更大的学习压力和学习时长。过度追求教育普及率,但与社会经济脱节,将贻误时机,荒废人才,浪费人力。教育应因材施教,满足人的多样化发展,但在打造国家认同感、建设集体认知、注重德育、培养正确的社会观等方面,需予以整体培育。

  綦江是典型的大农村、大山区,城乡二元结构突出、区域发展不平衡、“三大差距”明显。作为城乡结合的山区,在推进教育改革之前,綦江区教育资源极度不均衡,恶性择校的问题较普遍,区教委的治理无法深入每所学校。

  一是学区自治激活社会责任。民主监督,对辖区内学校实施多元评价,科学引导;二是学校自治唤醒主体责任。“一校一规划”,彰显学校自主办学特色,强化学校自主办学权利,创新考核体系;三是联盟自治弥补校际差距。跨区域联盟,集团办学。

  一是教育质量明显提升。学业成绩大幅上扬,综合素质显著提升,办学理念日趋彰显;二是教育生态逐步优化。育人环境得到优化,尊师重教氛围浓厚,群众满意度不断提升。

  一是转变政府职能,强化教育领域放管服改革;二是营造良好环境,鼓励多方科学参与教育治理;三是多方引入、分类指导,提高教育治理能力;四是促进教育督导适应性转型,注重第三方科学评价。

  一些规模较小的村集体办的幼儿园因长期缺乏有效投入,导致农村幼儿园投入无主体、办园条件差、自聘教师工作无着落、“小学化”严重等问题接连出现。农村学前教育发展脆弱、迟缓。芮城县幼儿园无法顺利招生,难以支付教师工资。

  一是改革农村幼儿园办园体制。收购无证园,接管集体园,并购民办园;二是“四位一体”提升幼儿园管理水平城乡法人、人员调配、资金投放、保教管理均采取一体化措施;三是多措并举保证教师权益;革新课程设置提升教学水平。

  一是办学条件整体得到改善;二是教师权益得到保证,率先在全运城市实现幼儿园教师入编常态化;三是农村生源质量得到保证,优质生源回流明显;四是学前教育普及率达到国家水平,学前教育普及率已达到国家水平;五是学前教育水平整体提升。

  一是统筹布局,建立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规划;二是厘清责权,明确各级政府职能;三是资源联动,形成城乡发展共同体;四是精准投入,强化乡村教育质量;五是因地制宜,突出基层教育特色。

  教师总体超编与结构性缺编并存,城乡分布极不平衡;编制缺乏区域流动性,导致区域供需矛盾突出;编制管理不够灵活,无法满足基层复杂的现实情况;教师待遇相对较低,城乡、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教师培训支持不足,制约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健全多元化编制配备标准;二是推进编制动态调整和灵活管理;三是“县管校聘”改革提高编制统筹效益;四是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加大区域调剂;五是健全乡村教师补充机制;六是全面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七是完善考核机制,保障教师队伍素质。

  一是教师编制管理更加科学;二是城乡师资配置得到优化。“大班额”有效减少;三是职称评聘制度不断完善;四是教师队伍日益壮大、素质持续提升。师范生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名师培育工作效果明显;五是城乡义务教育迈向一体化。

  一是把握国家政策机遇窗口期推进改革;二是注重顶层设计,强化高位推动;三是加大教育经费及配套保障措施投入力度;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和靶向施策。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重谋划;五是结合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大胆创新。

  教师总体超编与结构性缺编并存,城乡分布极不平衡;编制缺乏区域流动性,导致区域供需矛盾突出;编制管理不够灵活,无法满足基层复杂的现实情况;教师待遇相对较低,城乡、区域间存在较大差异;教师培训支持不足,制约高素质教师队伍建设

  一是健全多元化编制配备标准;二是推进编制动态调整和灵活管理;三是“县管校聘”改革提高编制统筹效益;四是设立临时周转编制专户,加大区域调剂;五是健全乡村教师补充机制;六是全面提高教师地位待遇;七是完善考核机制,保障教师队伍素质。

  一是教师编制管理更加科学;二是城乡师资配置得到优化。“大班额”有效减少;三是职称评聘制度不断完善;四是教师队伍日益壮大、素质持续提升。师范生培养力度不断增强,名师培育工作效果明显;五是城乡义务教育迈向一体化。

  一是把握国家政策机遇窗口期推进改革;二是注重顶层设计,强化高位推动;三是加大教育经费及配套保障措施投入力度;四是坚持问题导向和靶向施策。积极回应社会关切,抓重点、补短板、强弱项、重谋划;五是结合地方特点因地制宜大胆创新。

  2018、2017年中国人口出生率分别为10.94‰、12.43‰,微高于高收入国家水平,显著低于世界、中等收入、低收入国家水平。人口死亡率分别为7.13‰、7.11‰,低于世界、高收入、中等收入和低收入国家水平。

  2018年中国每万人拥有专任教师(不含高等教育)94.7人,高于日本、韩国的水平。与欧美发达国家万人专任教师普遍在100人以上的水平相比仍存在一定差距。

  2018年世界平均每万人专任教师数为89.2人,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05.8人,中等收入国家为88.1人,低收入国家为68.8人。中国人均教师数量已高于世界平均水平及中等收入国家水平。

  2018年中国24岁以上高等教育学历人口比重为21.6%,较2017年提升0.2个百分点,但较世界主要国家存在较大差距。

  数据来源: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中国数据来源为国家统计局人口抽样调查数据中大专及以上学历人口除以24-65岁人口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在高等教育领域也实现了较快进步,1982年24岁以上高等教育人口比重仅为1.4%,到2018年已上升至21.6%。

  2018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为50.6%,较2017年上升1.5个百分点,但与主要发达国家相比差距巨大。2014年中国首次超过世界平均水平。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提升较快,2018年毛入学率升至50.6%,较1990年大幅提升了47.6个百分点。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公布的数据显示,世界平均预期受教育年限为12.4年,其中高收入国家为16.4年,中等收入国家为12.5年,低收入国家为9.2年。中国学生的预期受教育年限已超过中等收入国家水平,但距高收入国家仍存在差距。

  2018年,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为3.81‰,较上年下降1.51个千分点;西藏人口自然增长率11.05‰,排名全国第一;此外,海南、广东、广西和青海人口自然增长率高于8‰。分省看,29个省区市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现下滑;新疆和山东下滑幅度最大,分别为-5.27‰、-4.06‰。

  近年来,我国城镇就业人员工资水平逐年提升。2018年,我国城镇非私营单位就业人员年平均工资为82413元,较上年名义上涨10.9%,增速提升1个百分点;实际增长8.7%。分地区看,全国共有8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其中北京、上海、西藏和天津四地平均工资超10万元。

  2018年,我国各省区市月最低工资标准的平均值为1774元,比2017年提高4.82%。有11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0个省区市低于平均水平。上海、广东和北京排名全国前三位,月最低工资分别为2420元、2200元和2120元。安徽、重庆和青海排名后三位,月最低工资分别为1550元、1500元、1500元。

  2018年,全国万人专任教师数为94.7人。其中15个省区市万人专任教师数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5个省区市低于全国水平。天津、黑龙江、上海等三省市位列全国末三位,分别为77.1人、76.4人和66.3人。总体来看,中西部地区万人专任教师数普遍高于东部地区。

  2018年,全国受高中以上教育人口比重为31.56%,有14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17个省区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分地区看,北京、上海和天津持续保持绝对优势,分别为68.6%、53.2%和50.6%。云南、贵州、西藏等西部三省区位列全国末三位,分别为22.3%、21.3%和14.4%。

  2018年,全国在校研究生273.1万人,万人在校研究生数为19.6人。分地区看,9个省区市高于全国平均水平,22个省区市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北京市每万人拥有156个在校研究生,位列全国首位。上海以65.4人居全国第二,天津以43.7人位列第三。贵州、河南和西藏三省区万人在校研究生不足6人,分别为5.8人、5.3人、5.2人。

  从人口要素、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等角度分析,人力资源结构优化、“互联网+”、人工智能、消费升级等将推动教育需求高速增长

  教育能够直接促进经济增长,影响途径主要有提高生产率、收益、劳动力流动性、企业家才能和技术革新。实施效果的显现主要依靠一国的人力资本要素。近年来,随着计划生育政策的贯彻执行和经济社会发展的加速转型,我国人口出生率开始下降。2019年,全年新生人口1465万人,人口出生率为10.48‰,突破新低。

  从未来我国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可以看出,我国各年龄段人口结构已由人口红利充足的“金字塔型”(2000年)逐渐向中老年人口占比较大的“纺锤型”(2030年)过渡。劳动人口占比快速下降,人口结构将表现为老龄化严重的“倒金字塔型”(2050年)。

  十八大以来,我国不断加大财政投入,将教师队伍建设作为教育投入重点予以优先保障。2018年全国教育投入总量达46135亿元,是1952年11.6亿元的3977.1倍,年均增长13.4%,教育支出已成为公共财政第一大支出。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居民人均收入增长明显,居民消费水平也稳步提升。城乡居民对教育文化的需求也逐渐增长,2013-2018年,全国人居消费支出由13220元增长至19853元。

  “十三五”规划中明确提出推进教育现代化,做到“坚持教育优先发展,加快完善现代教育体系,全面提高教育质量,促进教育公平”。规划中所提及的完善现代教育体系,不仅是完善已有的公办教育,更重要的是形成公立与民办并举,充分利用国家财政与民间投资,共同构建一个可以满足绝大多数人需求的完善的教育体系。从结构看,目前民办教育在学前教育和小学、中学阶段增速较快,高等教育阶段也有较快的发展,但民办中等职业学校一直处于减少趋势。

  由于目前中国教育资源的分布不均,优质的教育资源往往集中在一线城市,因此二三线城市对于优质教育资源的需求非常大,同时,一线城市因其较快的节奏,工作人群在越来越大的竞争压力下,其学习成长需求也出现了井喷式增长。在线教育的兴起正好满足了这些旺盛的教育需求。

  我国教育总支出可以分为公共财政部分和居民部分,我国人口结构、人均可支配收入和经济发展等因素都与公共、居民教育费用支出水平具有一定相关关系。

  表5.1 2020-2050年我国中央、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及居民人均教育支出预测结果

  根据人口信息网对于未来中国人口的预测,考虑到未来计划生育进一步放开的可能,采用总和生育率(TFR)分别为1.7和1.8的情况,对居民教育支出进行测算,并与中央财政教育支出和地方财政教育支出加总,计算出两种情况下全国教育支出如下表:

  综上,随着中国经济的发展,我国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对于教育的支出都会稳步增加。居民收入持续提升,也会加大对教育的投入。同时,人口基数大小也会影响未来教育市场空间,将有限的“人力资本”升级为无限的“人才资本”是教育的使命与责任所在。

  2020年,我国教育市场空间将超过8万亿;2030年,教育市场空间将超过16万亿;2050年,教育市场空间有望超过50万亿。

  站在历史节点交汇处,应以纵横的历史观、世界观,明确我国教育事业发展的战略愿景与阶段目标,从问题导向和目标导向出发,以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以改革开放为引领,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加快教育改革和发展。进一步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大批人才,建立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政治、科技体制改革需要的教育体制,更好地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服务。具体而言,

  就是建立“回归教育本质、政府市场双到位、公立民营双发展、本土国际双开拓、公平质量双兼顾、教师学生双满意”的新时期教育体制机制。

  倡导教育回归生活,回归自然。以人为本,通过具体的科学化管理和人文关怀,积极解决大众化教育阶段出现的各种偏离教育本质的浮躁问题。呼唤有品格、有情怀的教育理念,提高生命的涵养。

  政府应提供教育“基本”服务,“非基本”服务则应由市场发挥作用,丰富服务供给,释放居民消费潜力。政府应有效履行责任。完善国家基本公共服务标准,转变管理职能;由市场和社会提供的“非基本”教育供给。

  完善顶层设计,促进公立、民营学校均衡发展,协调发展,尤其要倾注力量,促进民办教育健康有序发展,激发市场活力、社会活力。公立学校保基本,保均衡,以提供安全规范的基本公共服务为主,重点倾注于学前、义务教育等阶段;民办教育以提供选择性、多样化、多层次教育为主。

  强调既要注重本土特色,发展中国特色、中国模式的社会主义教育,培养社会主义事业的接班人,又要拥抱世界,面向未来,开放育人,以广阔的胸襟与格局,全面融入全球教育治理体系中。

  公平与质量看似无法兼顾,实则并不矛盾。应着力解决“既要有学上,也要上好学”的问题。随着我国教育从外延式向内涵式发展,教育公平与质量的政策重心也应从公平范式向质量范式转移。构建以多样化为重心的公平-质量体系已经成为新时代教育改革发展的新使命。

  人民满意的教育首先应该让学生满意。教育改革不仅要瞄准国家重大发展战略与需求,还须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终极目标;教师是教育发展的第一资源。要坚持把教师队伍建设作为基础工作,增强教师教书育人的责任感和荣誉感。提高教师的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

  到2035年实现以下目标:总体实现教育现代化,迈入教育强国行列,成为学习大国、人力资源强国和人才强国,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5年。实现基本公共教育服务均等化,建成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实现中国特色世界先进水平的优质教育。教育理念更加注重以德为先,更加注重全面发展,更加注重面向人人,更加注重终身学习,更加注重因材施教,更加注重知行合一,更加注重融合发展,更加注重共建共享。

  到2049年实现以下目标:我国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教育强国,形成良性教育生态。中国教育稳稳地立于世界教育的中心,引领世界教育发展的潮流,汇聚世界顶级高端人才,构建成为人人向往的文明社会。中国教育的标准成为世界教育的标准。人民受教育权益得到完全的维护,接受高质量教育的美好愿景获得完全的满足,新增劳动力平均受教育年限达到16年。

  教育的本质是育人,根据个体的特点,因材施教,培养其成为身心健康、顺应时代发展与第四次工业革命客观需要的有用之才。教师回归教学与研究造诣,学生潜心于知识与实践,尊重科学育人的生命规律。

  “五育”融合,德育为先。一是深化人才培养机制,突出素质教育;二是注重青少年的内在同理心建设,培养共情;三是倡导绿色教学,注重科学,回归自然。

  一是科学规划大中小学课程,分类制定课程标准;二是创新人才培养方式,推行启发式、探究式、参与式、合作式等教学方式;三是在高中教育,高等教育领域,注重前沿科技、生命科学、信息技术等重点领域职业培训;四是大力推进校园文化建设。重视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与学校教育的融合。

  应进一步增强学生综合能力、综合素养的养成,树立健康第一的教育理念,全面强化学校体育工作,全面加强和改进学校美育,弘扬劳动精神,强化实践动手能力、合作能力、创新能力的培养。将体、美、劳纳入人才培养全过程,实施复合型培养。

  一是建设多元化职业生涯上升渠道。需增加社会范围内的机遇总量,降低升学的集体焦虑;二是注重学习效率培养,校内教学为主,减少案头学习时长;三是改变应试教育模式,完善高考评价体系。

  一是构建服务全民的终身学习体系;二是建立健全国家“学分银行”制度和学习成果认证制度。三是推动开展国家资历框架研究,持续优化完善专业技术资格体系。

  1. 培育国家教育制度供给、变革与治理能力,发展优质“中国模式”教育体制机制

  一是将教育置于兴国安邦、民族复兴的战略要位,发展具有中国特色、世界领先的优质教育;二是由“法制”走向“法治”,完善教育法律体系,坚定教育强国战略;三是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教育标准,由管理走向治理。

  尊重人民首创精神,推动政府由直接管理向间接管理转变,集中精力办大事;培育教育公共市场,完善各级政府、学校、企业、社会的权责关系。

  一是缩小城乡教育差距,推进义务教育均衡发展。促进城乡教育一体化发展;二是保障城乡适龄儿童平等地接受基础教育,加强省级统筹能力,资源配置向乡村、特殊群体、适当倾斜,精准扶贫;三是促进学校集团化合理有序发展;四是优先保障农村教育发展,加快消除城乡义务教育差距,保障农村小规模学校建设。

  一是教育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有效衔接。关注教育与时代需要、社会经济发展对人才的需求相匹配;二是创新体制机制,探索新时代区域教育改革发展新模式;三是优化教育资源区域布局,缩小区域教育差距。统筹推进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教育发展。

  一是以制度建设为核心,促进教育评价的科学化。破解扭曲的“五唯”评价标准,要以促进学生成长、教师发展、民族前途和国家未来为前瞻,再探索、再优化;二是以第三方评价为着力点,促进教育评价多元化。

  对标OECD国家,加大教育财政的投入总量和占GDP比重;确保公平、落到实处,加大地方政府教育财政投入力度,突出省级政府在教育支出方面的责任。

  一是优化区域间教育经费拨付,中央经费拨付更多向贫困及少数民族地区倾斜;二是公共财政增量资金适度向学前教育和职业教育倾斜,惠及普惠性民办教育。可参考医疗账户,试点教育账户的设立;三是优化校际间、学校内部经费投入结构。

  持续提升经费使用科学化、公开化、透明化、公平化;强化教育财政法律法规的执行力度;关注经费投入使用的效率效能问题及落地实施进展。

  一是推进现代学校制度建设,健全自主办学法律管理体系。完善自上而下的管理体制,支持与保障学校依法自主办学权益;二是建立健全学校法人治理结构,完善基于学校章程的学校内部治理结构。可参照国际经验及工商企业的治理模式,

  以开放思维,设立由出资人、校友、社会贤达、教师代表、学生代表共同参与的学校管理董事会或理事会,负责重大问题的决策;

  三是突出教师治学,教育家治校理念,去除学校行政化,建立师资国际化、多元化、多渠道引进与流动机制。去除学校官本位思想;四是民主监督,社会参与,建立并完善多元参与的学校事务监督、评价与问责制度。

  2. 政府为引导,学校为主力,科学育人为目标,打出各阶段重点分明、特色鲜明的教育组合拳

  发挥好政府财政分配与管理科学统筹;注重城市、乡村均衡发展;确保公立园、民办普惠园尽快普及;避免过度资本化,鼓励教育家办园;注重教师素质提升与队伍建设、总量提升;探索教育前移的托育服务。

  第一,继续将义务教育摆在优先发展的战略地位。巩固阶段性普及成果,健全控辍保学工作责任体系;第二,确保“基本均衡发展”向“优质均衡发展”迈进。

  全面普及高中教育,逐步义务化;“五育”并举,注重人格养成以及人生规划、三观确立;完善高考改革、学制改革,将高中逐步回归基础教育为主的定位。

  倡导高校体制现代化改革;着力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培育创新人才。扎实推进研究性综合大学“双一流”建设;因材施教,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增加产学研结合与校企合作,契合时代与社会就业需要;加强国际化视野的培养;完善大学质量评估体系与治理结构建设。

  加强校企联合,调动企业积极性;建立职业教育与普通教育开放沟通体系;提高生均技能,培养高级技工;依托职业教育,解决城乡、地区间特色发展需要。

  一是合理规划功能定位与规模比例。将民办教育纳入整个教育系统进行统筹考虑;二是完善民办教育法律体系。明确民办学校法人属性,保障民办教育应有权益;三是明晰产权归属,推进分类管理。保障举办人合理回报的诉求;四是健全学校治理体系,提升办学效率。改变当前民办学校家族式、家长式管理模式。

  提倡公办教育以提供公共服务为主,民办教育以提供选择性服务为主。逐步放开民办学校在合理规模内自主招生、编写教材。营利性民办学校按质定价自主确定收费标准,依照市场机制办学。

  一是鼓励和引导民间资金重点参与培训继续教育、高等教育;二是拓宽资本进入和运作渠道。发挥社会力量办大学等多元融资、助学渠道;三是避免因资本过度扩张,缺乏有效管理导致的学生权益受侵害、学习负担加重现象。

  打造高等学校、职业学校等人才供给主体与各级政府、工商企业等用人需求主体之间的闭环反馈机制

  学校端,人才培养目标要匹配经济发展需要;企业端,要实现校企深度合作,构建校企命运共同体;政府端,提供有效的制度供给与资源供给。

  加强博士后人员招收管理,避免博士后申请人因国家给予博士后解决户口等特定待遇而“钻空子”;完善以创新性科研成果为核心评价标准的博士后绩效考核评价体系,提升博士后科研工作水平和成果产出。

  一是逐步实现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在教育教学中的运用;二是着力建造智能教育生态系统;三是以人本服务理念为出发点实施教育信息化供给侧改革。

  以政策法律为保障,健全教育信息化系统发展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政策;形成与教育信息化发展相匹配的师资、资金、设施等资源投入模式;规范多元参与运行体系;优化教育信息化监督与第三方评估机制。

  一是发挥远程教学在不同区域、不同教学阶段的独有力量。促进义务教育优质资源共享共用;二是着力打造优质教育资源共享的公共教育服务平台;三是注重发展精准贴合区域实际情况与发展需要的教育信息化路径,精准扶贫。

  一是鼓励多元市场主体参与,探索多元授课模式;二是以需求为导向,激发市场主体在低线化城市布局;三是引导信息化教育安全渗透K12教学领域。

  一是打造规范安全的互联网教育市场。杜绝传播有害信息、广告丛生、应试导向等问题;二是主次分明,坚持人本思想运用信息技术。打造以学习者为中心的差异化、个性化、定制化教学产品。

  注重师德师风培养;注重业务能力培养;注重教师结构优化;注重国际化视野养成。

  一是完善薪酬待遇及社会保障。提升教师工资水平,改善教师工资结构,建立健全教师经费保障机制,落实教师福利待遇;二是优化编制,完善编外教师福利待遇。

  3. 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努力提高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令教师热心从教

  一是注重舆论与社会风尚的养成;二是提升教师政治地位、社会地位、职业地位;三是建立正确的教师评价体系,形成综合客观的评价结果。

  一是加快启动家庭教育立法研究与家校共育共治机制实践试点;二是以建设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为着眼点,细化家庭教育领域专项经费支持与经费预算;三是注重亲职教育,提升家庭教育科学性;四是形成自上而下、多部门、多方面有效协同的治理体系。

  一方面,家庭教育的软件设施有待提升。社会层面可通过树立楷模,加强宣导,充实培训,传授家庭教育方法;另一方面,社会层面需完善文化教育设施建设,提升家庭教育硬件设施供给水平。

  学校教育是主渠道、主阵地、主课堂,应发挥专业性作用。家校合作过程中,学校层面应着力提升家长的重教观念,创新探索家委会、家长会、家访等有效沟通交流手段,共享家庭教育的信息,凝聚家校互助的力量。

  家长、家庭对个体成长的影响贯穿生命始终。家庭教育的本质是生活教育。家长对子女的教育过程中,一是相互走进,树立平等双向的家庭教育观;二是共同成长,言传身教;三是涵养家庭,树立雅正家风。

  一是完善开放育人政策制定,助力开放育人提质增效;二是做好教育开放“走出去”“引进来”综合统筹;三是推进中外高级别人文交流机制建设。

  一是完善境外办学体制,推动中外合作办学;二是提高国际化人才培养质量,开创留学工作新格局。

  一是统筹推进来华留学生和优秀人才引入政策;二是创造留学归国人员有利的就业环境;三是建设与国际接轨的人才招聘方式。

  一是扎实推进“一带一路”教育行动;二是促进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特色发展;三是加强民间文化交流,加大汉语国际教育工作力度;四是注重国际化智库建设。

  一是加强与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等国际组织和多边组织的合作;二是对标国际先进教育国家优质教学经验、培育方法、教育发展指标。